01月04日 耿强:建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研究
发布时间: 2017-12-28 浏览次数:

上外博士沙龙第286

  

名师引领

主 题:建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研究

时 间:20180104日(周四)18:30—20:30

地 点:虹口校区逸夫图书馆606会议厅

主讲人:耿强教授

主讲人介绍:

耿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毕业,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博士后,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MTI教育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外国文学研究会翻译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研究领域为中国翻译话语、中国文学外译,迄今发表学术论文、专著、编著四十多篇、部,完成并正在主持部级项目2项,厅局级项目3项,翻译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3篇及其他非文学类翻译若干。

  

内容简介:

本讲座考察建国十七年时期中国翻译话语的生产。它所涉及的内容和以往研究有很大不同。这里既不研究翻译史,也不研究纯理论,既不是译本研究,也不是翻译家和翻译过程研究,而是考察有关翻译的认识、知识和真理产生的过程以及实践方式,即翻译话语研究。这对中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是必要而基础的工作。之所以选择从话语的角度进入这一比较安静的领域源自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生产的失衡。众所周知,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极为繁荣,虽然翻译什么、如何翻译、怎样阐释等等均受到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的翻译的确给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即便单纯从数量上来说,这一时期绝对称得上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高潮。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如此丰富的翻译实践,翻译理论成果却仅有“神、化”说这两家之言。实践与理论之间数量上的失衡令人怀疑是否还存在一个被压抑的他者历史?更进一步,在内容上,“神、化”说特有的中国传统美学品质与翻译实践的政治环境之间截然不同,两者之间因文艺与政治的分野产生了巨大的张力。

其二,翻译理论或话语的历史性。翻译理论的生产不是处于真空的环境。傅雷的“神似”论来自他在1951年《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但自发表以来一直并未引起大范围的关注。这与他个人的政治遭际是否有关值得深究。钱钟书的“化境”说首次出现在《林纾的翻译》一文。此文刊于1964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两年后文革爆发,它因此沉寂了十多年之久。这也就是说,“神、化”说在它诞生的那个年代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得到如今天这般的经典地位。这进而引出了两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第一,如果“神、化”说并未在十七年时期产生任何重要影响,那么这一时期主导性的翻译理论到底是怎样的?在由80年代及以后不断的历史书写所建构的十七年翻译理论“大历史”的背后,是否还存在一个隐形的、被压抑的“小传统”呢?第二,作为一种观念的翻译理论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它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与它诞生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互文关系。不仅如此,翻译理论和译本一样,其经典地位也是被建构出来的,这表明我们必须将翻译理论视作一种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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