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2日晚18:30－20:30，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华文教授在虹口校区逸夫图书馆6楼604会议厅就哲学翻译中的相对有限论（Relative Liminology in Translating Philosophy）这一主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刘华文教授现为博士生导师，在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学术兴趣包括译释学、翻译诗学、翻译与认知、双语词典学等。参编词典五部，其中任《新时代英汉大辞典》（2004）编委、《译文牛津英汉双解词典》（2011）执行主译编，专著有《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2005）、《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2009）、《翻译的多维研究》（2012）以及《翻译诗学》（2015）发表期刊论文50多篇。讲座由专攻翻译方向的杜磊博士主持。虽然天气寒冷，讲座仍吸引了许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冒雨前来参加。
刘教授首先从研究阐释学意义下哲学翻译中的相对有限性的初衷谈起，结合其英文论著具体阐释了语言的绝对有限性与相对有限性的概念并分析比较了几种可能的克服策略。
在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及玄学中，存在许多语言无法确切表达的概念，如道家所说的无法言说的、不清晰的“终极存在”（Ultimate being），又如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些悖论性的概念、范畴和表述都是语言在言内的绝对有限性的体现。
中国哲学家们不仅提出了哲学中存在不可言说性的问题，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克服策略。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老子将“终极存在”命名为“道”，而其后的道家及玄学又用“无”、“自然”等来表述这一概念，这些可变化的相对的表述是克服语言有限性的一种权宜之计；第二种，王弼在《老子指略》中用“名”与“称”两种名称来解释终极的“终极存在”的意义，两种概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第三种，墨子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等。以上三种策略均是通过言内翻译来克服语言有限性的不同体现。
谈到三种策略的利弊，刘教授引述了海德格尔的论述，强调了语言的非工具性和其本体性的重要意义。教授认为，从语言的本体性来说，许多概念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会一定程度上破坏其本体完整性。例如“自然”是“道”的一种言内翻译，而“无”是“道”在玄学的另一种言内翻译，但两者均无法完整地表达其准确的含义；又如墨子的“以名举实”指的是将本体存在降解为实体，在其过程中必然丧失其部分本体性。
在不同语际的翻译中，同样也存在许多的跨语不可译性。刘教授例举了不同译者对于“道”、“无”及“自然”三个范畴的不同翻译：在“无”这一概念的翻译上，存在“Nothingness”、“Negativity”、“Non-being”等多种翻译；“自然”则有“What is natural”、“By nature”、“That-which-is-of-itself-what-it-is”等。教授比较总结了译者面对汉语言内绝对有限性时在跨语言翻译中表现的有限性，具体阐述了语言的相对有限性概念，并比较了语言绝对有限性与相对有限性的异同与关系。在谈及可能的应对策略时，教授认为墨子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同样也可作为跨语翻译中解决语言相对有限性的问题。
此外，教授还向在座的各位听众推荐了西方汉学家安乐哲的书籍，强调在当代社会，我们语言文化工作者不仅要关注如何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更应对于已经走出去的文化保持持续的关注与追问。
在观众问答环节中，主持人率先就“绝对存在”是否确切存在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及其对翻译工作者的影响两个方面提出了问题：刘教授针对第一个问题回答为：“绝对存在”是存在的，但其存在无法用言语简单表述，道家的言内翻译均是权宜性命名的一种体现；对于第二个问题，教授回答道：我们在翻译工作中不能消极接受翻译的不可译性这一理论，我们应当在承认翻译的客观困难性的同时，积极地使译文能够无限接近其本义，否则翻译便成为了一项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教授同时也就如何选取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相关回答。
本期讲座圆满结束。博士沙龙今后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更多精彩讲座，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
（文/ 上外博士沙龙 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