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育青教授作客第103期博士沙龙
发布时间: 2013-05-27 浏览次数: 440

魏育青教授作客第103期博士沙龙

探讨文学中的 “记川”与“忘川”

5月22日晚,上海外国语大学第103期博士沙龙携手《外国文艺》杂志,共邀复旦大学德语语言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魏育青为大家做了有关“文学中记忆与忘却”的精彩讲座,以德国1945年后三代作家为例,探讨二战后德国文坛对于法西斯第三帝国时期那段梦魇经历的不同审视态度。魏老师学识渊博,谈吐风趣,尽显名师大家风范,使大家于厚重中见轻松,讲座结束后仍对其精彩内容久久回味。

“记川”与“忘川”的由来与对立

首先,魏老师向大家阐释了文学传统中的“记川”(Mnemosyne)与“忘川”(Lethe)概念。它们原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神祗名称,前者摩涅莫辛涅作为记忆女神,是文艺女神缪斯之母,而后者作为文学意象经常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当中,在德国文学巨匠席勒与歌德的传世经典中也不乏其身影。神话中有“记川”与“忘川”,人生亦是由记忆与遗忘构成,由此人们进而发展出两种意见,形成两类派别——即“记川派”与“忘川派”。据魏老师介绍,前者视遗忘为大敌,认为不能简单“忘记过去,展望未来”,因为“想要忘却,流亡就会延长;若要得救,奥秘在于回忆”;相对地,后者认为人是“忘却的生物”,不能忘记就意味着苦难。“超人”尼采通过《不合时宜的观察》,借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将遗忘定义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力量”。理论上两派针锋相对,实践中也不乏各自代表。

“剥洋葱者”——战后德国“记川派”代表君特·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 - ),这位被誉为“共和国纹章兽”的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自其文学创作伊始就始终坚持“不能遗忘”的观点。从《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1959)到《蟹行》(Im Krebsgang, 2002),再到其“自传三部曲”——《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2006)、《盒式相机》(Die Box, 2008)和《格林的词语》(Grimms Wörter, 2010),他不厌其烦地用一部部作品来重复强调同一个主题——过去不能忘记,否则悲剧将会重演。

通过魏老师的讲解,我们得知格拉斯的自传性文学作品《剥洋葱》在出版之际曾在德国社会引发激烈反响与讨论,人们对其在书中坦露曾在战时加入党卫军一事产生极大争议,就当时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派:持反对态度者批评格拉斯“为人虚伪,忏悔来迟”,德国《明星周刊》(Stern)甚至用“道德主义者的倒台”(Der Fall des Moralisten)这一标语来讽刺格拉斯在德国人民心中“德意志导师”形象的骤然轰塌;而对其理解和宽容者,例如同为当代德国文学大家的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 1927 - ),便力挺格拉斯,认为不能以今人眼光和道德标准去苛责当时不谙世事的17岁中学生加入党卫军一事。在格拉斯作品发表之际便有书评批评他“语焉不详”,言辞之间扭扭捏捏、遮遮掩掩,对其过往罪责欲说还休,不够坦诚。面对此种质疑,作家本人给出因“当年缺乏勇气和怀疑精神”,所以虽“羞愧”但直到今日才敢承认的诸如此类答复。魏老师对此表示不以为然,并认为在历史事实面前,与其扭捏作态将往事掖着藏着,不如大方承认过往错误,并用今后一生行动来纠正补偿,话语中无不体现出魏老师本人对于此类历史功过问题的坦率态度。

记忆与回忆——琥珀与洋葱的对立

魏老师进一步介绍道,格拉斯将记忆与回忆对立,将前者喻为“琥珀”,视其为相对客观的存在,而将后者喻为“洋葱”,对往事的回忆就是“剥洋葱”的过程,其间需要作为主体的人参与进来,“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一同动作,完成“剥离”的行为。因此“记忆”(即琥珀)是“绝对真理”,而“回忆”(即洋葱)却可伪装。“剥洋葱”并不让人舒坦,与其说它是简单的再现,毋宁说它是对往事的构建。由此可知,被誉为格拉斯自传作品的《剥洋葱》亦不过是“虚实之间”,有“诗”与“真”的双重身份。而这“虚实并举”确是作者有意为之:“这样一来,故事可以保鲜,因为不完整,所以它们的内容必须杜撰得更丰富,它们永远不会讲完,总是等待着时机续编或倒叙。”

回忆面前的三类证人

在以格拉斯为首的作家倡导下,二战后的德国文坛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开始回溯历史,细数伤疤。据魏老师所言,此时对往事进行回忆的有三类证人:

第一证人,即如君特·格拉斯和马丁·瓦尔泽此类亲身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作家,他们以自传形式写下自己的故事。第二证人,即自身并未参与过战争,仅靠从第一证人那里获取信息进行创作的人。第三证人,他们在第一与第二证人都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逐渐开始崭露头角。

乌韦·蒂姆(Uwe Timm, 1940 - )作品《以我哥哥为例证》(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 2003)便是“第二证人”文学作品代表。作者本人并未直接参与战争,其笔下所写关于哥哥的故事完全基于幼时听父母所说。而文坛新秀迪克斯(Tanja Dückers, 1968 - )为“第三证人”代表。在其著名长篇小说《天体》(Himmelskörper, 2003)中,作者以今人视角再度审视德国历史中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从而发现更多问题,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这两类证人日益显现出自身力量的同时,作为“第一证人”的格拉斯在文坛中依然具备强劲实力,继续“反思德国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他患有“强迫性回忆症”,不断清算着战争的债与责,与之相反,身为格拉斯挚友的马丁·瓦尔泽却对历史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选择“忘却”的马丁·瓦尔泽

       瓦尔泽与格拉斯一样同为当代德国文学巨擘,他作为文学大师和语言大师蜚声文坛,但也因其鲜明个性多为世人诟病,但凡其推出新作必定在社会上引发激烈反响。据魏老师介绍,他因在小说《迸涌的流泉》(Ein springender Brunnen, 1998)中提出“你若是不能忘却,就会在急诊病房里流血过多而死亡”,因此被世人批评为“历史修正主义者”,是要刻意隐匿甚至抹去人们关于二战历史的记忆,在全德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和激烈讨论。他在保罗教堂的著名演讲更因提出“当代德国应避免过分强调历史罪责,而应开始逐渐实现‘正常化’”(Normalisieren)开罪了当时德国犹太人联合会主席Ignatz Bubis(1927.01.12 – 1999.08.13),进而引发两人长达数年的对峙与争论,后者更是将瓦尔泽定义为“精神上的纵火犯”加以批判。但作家本人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个人的忏悔应是每个人内在、私下的事情,而不应被社会利用进而变得“工具化”(Instrumentalisierung)。瓦尔泽选择“为了忘却的记念”,认为今日德国不应再背负着历史重担而踟蹰不前,唯有选择“忘记”过去,才能经营现在与迈向未来。魏老师说道,这并非是要抹杀历史,瓦尔泽也从不是反犹和法西斯分子,他只是在面对历史时选择了“不回忆”,作为一种个人选择,这无可厚非。

 

通过魏老师的介绍和讲解,我们对战后德国文坛关于二战历史的态度及其演变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讲座当中魏老师旁征博引,用平实的语言为大家娓娓道来,而从其对历史和人物的品评当中,大家亦可感受到魏老师作为人文学者的开阔胸襟和坦荡胸怀。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正是如此。(邹小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