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晚，第219期博士沙龙在虹口图书馆604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刘宏松教授。刘教授带领在座听众结合相关理论、从历史与政策的角度，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可能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次讲座从理论入手。刘教授首先介绍了权力转移这个概念。权力转移指的是权力由主导国向崛起国转移，代表着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具体分为安全冲突和利益冲突。当崛起国的权力增长到足以威胁主导国的安全和生存，引起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关系紧张时，就会产生安全冲突。而利益冲突产生的逻辑则是在现有体系中，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获得的特权是不对等的，因此随着崛起国力量的上升，它就会希望获得更多的特权，而主导国则不愿意转让利益，最终导致利益冲突。
而后，刘教授又讲到了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特权。特权具体包括殖民地控制权、国际组织决策的主导权，国际制度原则的设定权，国际储备货币权、相对海军规模、重要海上通道的控制权等。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冲突正是围绕着这些特权产生的。
如今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就是崛起国和主导国之前的关系。对二者关系的走向，有基于安全、利益冲突逻辑的悲观派，也有很多乐观派。部分乐观派乐观的理由是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美两国鲜有冲突，所以没有动力挑战现有体系；现有国际体系本身是开放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参与国均可从中受益；现有的自由贸易原则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需要自由贸易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对此，刘教授表示虽同为一名乐观主义者，他却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确是国际体系受益者，但在一些核心的国际原则（如自由贸易原则）上，中美两国也存在着分歧和冲突。
那么应如何避免冲突呢？针对这一问题，刘教授引导在座各位一起回顾了历史上英美两国发生权力冲突时的解决方法，以引发思考。当时美国独立后，英美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冲突，比如北美内河航运权、美洲特惠贸易权、全球贸易原则的设定权等。近两个世纪以来，围绕着这些特权，双方发生了很多争执，但最后他们却用“邀请”的方式予以解决，而非战争。通常情况下，当主导国无法解决自身所面对的重大问题，需要“邀请”崛起国协助解决时，主导国便有了转移特权的动力，但前提是崛起国没有威胁到主导国的生存安全。刘教授说这点亦可体现在英美关系上。一战二战时期，主导国英国无法解决自身问题，因此邀请崛起国美国参与战争，帮助解决欧洲的重大问题。而美国的崛起也并不会威胁英国的生存安全与世界动荡。所以，二战结束后，英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中就逐渐把一些特权转让给了美国，而美国也逐渐获得了与它本身力量相配的特权。这就是英美权力转移间的核心机制。
紧接着，从理论和历史回到现实，刘教授又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建设新型中美大国关系。
刘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重视全球治理体系中特权的重新分配。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就意识到需要邀请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一起解决重大问题，权力转移动力与历史上的英美两国类似。而如今全球治理体系中特权也的确在发生一定程度的分配。对于崛起国中国来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在主导国还没有面临自身无法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中国若过早地提出权力转移要求，会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崛起国需在合适时机提出诉求才有可能导致特权重新的分配。同时，中国还需重视对话机制。因为特权转移诉求就是在对话中提出的，对话机制则给予了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沟通的渠道。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调整就是通过中美对话机制沟通来实现的。
最后的提问环节，刘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各种国际关系问题做出耐心的解释与细致的回答，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本期博士沙龙在大家的热烈讨论中结束了。博士沙龙将继续邀请名家名师与同学们交流学术心得，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博士沙龙！
（文/上外博士沙龙工作坊李梦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