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孟钟捷老师做客第71期博士沙龙
联邦德国的国家形象：历史与争议
5月22日晚，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孟钟捷老师做客第71期上外博士沙龙，意为大家破除一个我们惯以为的“神话”——“二战后的德国是对待历史态度最好的国家”。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孟老师用丰厚的史学知识，为大家生动解析了战后德国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激辩与彷徨。
引子：什么是“国家形象”
讲座开场，孟老师抛出了“‘国家形象’是什么”的问题。现有的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中，或强调外在评价，或着重内在实力，或依据抽象感受，或取材事实数据。孟老师认为，不管从外从内，或是从虚从实，国家形象的定义都需要从多方面考量。由此，孟老师立足历史学，分析说明了“国家形象”的三个特性：一是主体间性，即国家之间互相的认识；二是多元性：一个开放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主动的角色。三是历史性：所有的“国家形象”都会成为历史，所有的“国家形象”都是对本国历史的反思和把这种反思当下化的结果。
故事开端：“华沙之跪”与联邦德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1945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期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突然下跪，引起了德国国内乃至世界各国的惊动。这一跪意义深远：对勃兰特个人，他随即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对联邦德国而言，则促成了本国与一系列东欧国家的邦交正常化。
话毕，孟老师说明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故事（“华沙之跪”）本身已然成为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在中国的研究界却引发了极大的误解——以德国的认罪态度反观并批判日本。事实上，德国国民对此看法如何？德国明镜周刊有调查显示，“华沙之跪”在德国国内激起的反对声反而超过了支持跟赞许。这不得不引发我们思考：战后联邦德国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的真实情况。
真相：联邦德国“克服历史”的历史进程
按照时间线索，孟老师把战后联邦德国“克服”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首先，被占时期的“非纳粹化”及其内心抗拒
以“德国社会的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为认识前提，盟国开展了包括纽伦堡审判在内的一系列对战犯及其追随者的审判。对于盟国的主张跟做法，德国知识分子内心却是抗拒的，纷纷为本国辩护，譬如，史学大师梅里克在《德国的浩劫》一书中不断强调：德国的问题不是德国人造成的，而是所有欧洲人造成的，欧洲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潮共同造就了德国犯下的罪行。相较之下，反思的声音少之又少。
其次，阿登纳时期的国家遗忘
1949年到1963年，阿登纳在其执政期间提出了明确的国家立场：联邦德国一定要跟西方融合在一起。为此，德国国内有意淡化历史，对纳粹分子的调查与审判大幅减少。直到阿登纳之后，联邦德国才开了新一轮反思，包括著名的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
第三，历史认知的新时代
70年代，作为左翼的勃兰特上台，同时，一项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受此影响，西德的历史学界出现一个相当大的转向：比勒菲尔德学派成为德国历史学界的主流思想群体，他们认为德国有过一段糟糕的历史，当时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1979年德国国内出现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对德国这种有过沉重历史的国家而言，“爱国”要建立在基本法的基础上。
第四，拉锯战：可以成为“正常国家”吗？
八十年代科尔上台，宣布“德国到达了政治和道德上转折的时期”。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的国会演讲中强调，德国人不应该把5月8号作为自己苦难历史的开端，而应把它当成从脱离希特勒的解放日来庆祝。这个表态成为继勃兰特下跪之后又一个极其重要的对外展示“国家形象”的契机，也引来了西德历史上第二次历史学家之争：我们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如诺尔特认为德国大屠杀是对苏联大清洗的一种回应。左翼代表哈贝马斯则反驳这说种对历史的辩护看似是对国家形象的维护，实质是对德国罪责的否认 。
后续：两种思考
走出历史，孟老师提出两点思考。一是国家形象与知识分子的祛魅使命，孟老师再次强调，讲述这个题目的原因不在于对德国战后反思行为的批判，而是说明知识分子在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有一个强烈的祛魅使命。思考之二：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要怎么塑造？孟老师认为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向：后民族国家时代，求异还是存同？至此，孟老师为大家播放了一段德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片中宣扬“你，就是他人；你，就是德国”，着力塑造德国的亲民形象，反映了其背后的求同观念。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孟老师用历史学者特有的厚重感，通过大量史实帮助大家厘清了战后联邦德国对“国家形象”的纠结与探讨，也为同学们在 “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上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启发颇多。
（博士沙龙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