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新闻发言人，量化验证儒家传播
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吴瑛老师做客博士生沙龙
11月2日晚6点半，吴瑛老师走进第51期博士沙龙，与冒雨前来聆听讲座的师生们共同分享她以外语为载体做新闻发言人和孔子学院研究的心得。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和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吴瑛老师将研究领域锁定在国际新闻、国际舆情，以及文化传播，并已主持共5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2项校级课题，参与各类课题6项。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依托语言破瓶颈
讲座伊始，吴老师讲述了目前国内研究的三种类型。在第一种研究类型中，领域中的顶尖学者侧重对理论的建构，追求对理论的贡献。第二种，则着重对理论的完善，目前国内很多学者重点研究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修补。第三为应用性研究，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做到这一点很难，大多使用西方的学术工具。吴老师说，自己也曾做过新闻法的研究，如名人隐私权，新闻报道肖像权等，但做到一定程度后便渐渐进入瓶颈。直到2008年，吴老师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即依托上外的语言资源，专注时政，收获颇丰。在2008年，吴老师进行了奥运会期间国际媒体对中国报道的研究项目；2010年，则针对世博会期间27家国际媒体的十几种语言的渉华报道进行研究。
实证研究新闻发言人，从微见著看传播效果
新闻发言人这个课题不新，之前已有很多人做过这方面研究，但大部分人的专注是“应该如何做”，鲜有人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它的现状、显现及其规律。而一般看来，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与西方媒体的引用通常是处在两个不同的轨迹和话语体系上的，吴瑛老师便萌发了做一个西方媒体究竟采用了多少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研究。一旦确定大的框架后，她便敲定了主要的五个语种媒体，即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
在研究方法上，吴老师建议大家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在这个项目上，她将落脚点定在“我们的发言人讲了什么”的问题上，依托Lexisnexis、Factiva数据库数据的支撑，从外交部网站上下载了05年至09年所有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随后，她便对比以上所确定的五个国家中的20家主流媒体近5年的报道进行研究，分析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和被引用的情况，并得出结论。
吴老师通过研究发现，发言人在议题内容、涉及国家（地区）、涉及对象三个指标上可以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但在具体文本上，如人权问题、民族宗教、文化体育与社会这三项议题的排名则差异较大。有时发言人话语不仅不能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还面临着与西方舆论进行“议程竞争”的境地，甚至还会出现被西方舆论“议程反设置”的情况。此外，发言人在西方媒体中常被带上自我矛盾和尴尬的面具。在敏感问题、无法公开的信息、未被授权的领域内，新闻发言人采取的是模糊表述的姿态。因此，西方媒体具有自身的新闻反应机制，发言人不是他们的主要信息源，而仅是验证其观点的辅助信息源。
量化研究孔子学院，多方求证如何文化传播效果最大
在一堂博士课堂上，吴老师听到了国家给孔子学院投入了很多钱，但不知效果如何。吴老师在思考，是否可以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孔子学院在哪些层面做的好或是不好？是否可以用一种异化的思维来验证孔子学院传播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效果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吴老师开始了她的研究。经费有限，吴老师便尽量地利用身边的资源，寻找合作伙伴，最后确立了美国、日本、俄罗斯、黎巴嫩和泰国共16所孔子学院做研究对象。此项研究中，她比较了孔子学院在不同国家、文化形态下传播效果的差异及原因；比较了孔子学院对不同汉语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学员的传播效果，并寻找产生个体差异的原因；比较了在不同的办学模式、教学方法下，汉语和文化传播效果的差异，并寻求最佳传播途径；比较了中国文化的不同内容和层面，是如何通过不同传播渠道产生效果的。针对回收的565份有效问卷，吴老师采取频数分析、交叉分析、卡方检验等方法进行数据整理，并最终得出结论。此项研究表明，孔子学院的学生是否喜欢中国，与学习汉语的时间显著相关，与所在国家显著相关，与宗教信仰不相关。而通过物质层面的传播，比如品尝、参观、赠送、体验等，中国文化的传播最有效。在价值观方面上，当儒家文化与所在国文化具有很多的共通性时，中国文化更易被接受。
吴老师的精彩讲座引发了在座硕博生们的共同思考，随后，在场的硕博生就文化载体、翻译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的精神文化传播慢等问题，与吴老师进行探讨，沙龙在师生的交流中告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