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的奠基人,上外文化的坐标—那些年,上外校园里的教授们

发布时间:2014-05-29浏览次数:2652

 上海外国语大学第十四届“爱未来”研究生学术文化节讲座

 上外的奠基人,上外文化的坐标—那些年,上外校园里的教授们

2014年5月26日晚,上海外国语大学第十四届“爱未来”研究生学术文化节讲座“学问与情怀——那些年,上外校园里的教授们”在松江校区如期举行。本场讲座邀请到了我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务处处长李基安老师主讲。李老师依据自己在上外求学、教书、工作的经历,幽默风趣地为同学们讲述了上外建校以来的名师大家们。

讲座伊始,李老师首先幽默地为同学们解读了讲座的题目。“那些年”是李老师借用的当今流行语,虽然本场讲座的主要内容与上外英语专业老师有关,但这些老师是所有上外人的财富,他们的身影是上外文化的标志,因此可以用“上外教授”来为这场讲座命名。李老师从自己与这些老师接触、跟随他们求学时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来向同学讲述那些年发生的点点滴滴,使在座的同学们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了上外曾经的文化,了解到了上外如今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延续的。

李老师是在1973年与上外结缘的,那一年,李老师在高中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被选送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年以后,李老师毕业留校任教。作为一名年轻的英语教师,李老师当时教授的第一批学生正是第一届恢复高考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年龄偏大、社会经历丰富,而李老师当时只有21岁,这一段岁月对于李老师来说,是一份十分难忘的人生经历。

李老师以时间为序,将上外的老师们划分为四代:“优雅从容”的第一代、“刻苦耐劳”的第二代、“奋发进取”的第三代以及“多姿多彩”的第四代。。何为“优雅从容”的第一代?李老师为同学们解释到,这一代老师大多有家族渊源,且通常被称作“先生”。因为上外有一个习惯,即把德高望重、才高八斗的老师称作“先生”,如方重先生、陆佩弦先生、李观仪先生、杨小石先生、顾绍熹先生、钱维藩先生、秦小孟先生、许天福先生、章振邦先生、任以书先生等。上外第二代老师则有着“刻苦耐劳”的特点,李老师这样说到。这一代老师大多是文革以前毕业的老师,如戴炜栋教授、何兆熊教授、聂振雄教授、王璜教授等,他们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精神和身体上的磨难。在文革结束以后,为了补回丢失的时间,也因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和教学管理的重任落到了他们的肩上,他们特别刻苦。第三代老师则是“奋发进取”的一代。同学们所熟悉的“50后”教师如虞建华教授、许余龙教授、李维屏教授、柴明熲教授、邹申教授等都属于第三代。第四代老师则是“多姿多彩”的“70后”、“80后”,虽然这些老师难以用一个特点来概括,但这些青年教师朝气蓬勃的风貌已经成为上外校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紧接着,李老师以生动的实例为同学们详细讲述了自己在上外求学和工作过程中接触到的上外老师们。比如李老师入校第一天时接触到的精读课程刘蝶莱老师,还有“语法问题问不倒”的张月祥先生,张先生给李老师留下的最深刻感受就是“语言不但可以学习,而且可以把玩”。“张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我以后工作、研究、教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李老师这样说到。提到任以书先生,李老师深情地说“到上外来,能听过任先生讲课,不虚此行。”任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干女儿,父亲任鸿隽曾任新中国成立国家博物馆第一任馆长等要职,母亲陈衡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教授,是第一个用白话文写小说的女作家,其白话文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任以书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尽磨难,却依然保持着良知和勇气,冒着巨大风险,“偷偷”为学生讲授莎士比亚。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李观仪先生是尽人皆知的上外名师和严师。据李老师回忆说,当时大家最怕李观仪老师来听课。而正是李观仪先生的严厉,使得李老师深刻体会到“一个好老师的一句话,能使人受用一辈子”。

在讲述上外老师们的过程中,李老师还用简洁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将德高望重的上外名家们一一呈现在同学们面前。李老师时而为大家展示自己保存的老师旧照,时而形象地摹仿老师们的工作神态,时而通过语调的变换使得那些老师们的形象就好似真实的呈现在同学们面前一样。徐天福教授的课最好听,就像一个英国绅士,有着优雅地道的语音语调。陆佩弦先生的课最好看,个头虽小却在课堂上‘跳来跳去’。杨小石先生上课既好听又好看,不但语音语调优美,而且以很高的频率耸肩膀。李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述着一张张珍贵黑白照片后面发生的那些人和事,拉近了在座同学们与“那些年”上外名师们的距离,每一位同学在李老师的回忆下都沉浸在那段纯粹而有趣的宝贵历史中。随后,李老师还谈到了曾担任过我校英语学院院长的何兆熊老师,何老师为人正派,风度翩翩,穿着精致得体,人格魅力十足,但是令李老师感到遗憾的是何兆熊老师无与伦比的风度和纯正优雅的英式语音没有用数字化工具记录下来。我校裘劭恒先生是全国著名法学家,也是1946年代表民国政府到东京审问战犯的检察官,他当时用非常流利的美音陈述了中方政府的观点,这在当时被全国各大媒体报道。李老师上外求学和工作期间遇到过很多帮助自己并对自己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上外老师。陈中昭老师行为端庄、穿着洁净,她虽出身大家闺秀却坚持帮学生洗、缝被子,像母亲一样关怀学生。关可光先生是李老师留校任教后第一个搭班的老师。此外,还有80多岁依然钻研外国语言学的顾绍熹老师、科研著作等身的侯维瑞老师、在96岁高龄时出版150万字《英语语法》的章振邦先生、在文革期间受尽磨难却依然豁达的史颂权老师、我校新闻专业奠基人并且讲课风趣的钱维藩先生等等。同时,还有具有十分人格魅力、对李老师夫妇影响巨大的王璜老师,她在文革期间遭遇巨大不幸,仍坚持平静地生活,认真工作的同时经营好家庭。

在讲座的最后,李老师这样说道,“上外的故事都是上外老师们用点点滴滴组合起来的,看似平平淡淡,却熠熠闪光”,“在我的记忆里,我的老师们衣着得体、目光淡定、言辞温和、举止优雅、品味高尚、有‘贵族气’。这些都曾经是上外教师的标志,即使饱受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的摧残,这些标志没有褪色。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师们心中装着学生!”

李基安教授这场生动幽默、饱含回忆思念、充满热情感动的讲座为在场的研究生同学们呈现了文字所没有记录过的上外名师大家们的形象,一代又一代的上外老师们,他们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忠诚,对学术研究的严谨认真,对年轻学子的无私关怀,对本职工作的辛勤付出,使得同学们在崇敬这些老师们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更加深切地体会了上外老师们独特而优雅的人格魅力,他们是上外的奠基人,是上外文化的坐标。(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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