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学问？学问为何？象牙塔中的学子虽终日苦读，以道学问真谛。学问难以名状，其精神于名家追古述今、传道解惑时，浸润在场者。近日，三位著名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姚大力教授、葛剑雄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作客上外博士沙龙，传递当下知识分子独立、担当的精神情怀。
知识分子的反省意识：“进步”有权利颠覆历史吗？
5月6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国边疆史、蒙元史专家姚大力先生以中国近30年之经济与文化发展失衡现状为引，以标准叙事中对两宋历史的单一估价、对五四运动中一家主张一花独放的叙事思路质疑为案例，检讨中国史标准叙事。此讲不为追究何人的责任，而在引领学子摆脱束缚，重估传统，清理和继承中国文化。
先生首先援引陈寅恪（吴宓日记内容）不同于标准叙事中两宋历史“积贫积弱”的估价，认为“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进而，先生对五四运动叙事进行了全新视角的梳理。
中国近代史的标准叙事分两条主线，一为改良，一为改革。改良主线起自鸦片战争，清官场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开启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装备，在器用层面上进行改良。然甲午海战一役，装备最精良的北洋水师在日本海军面前不堪一击，令他们意识到，器用层面的改良远远不够，需进行制度改革。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社会精英开始推动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终至失败，表明制度改革依然行不通，则推翻旧制度成为必然。革命主线则从太平天国革命到义和团革命，再到辛亥革命。最终，两线相聚，然辛亥革命仍未能取得彻底成功。因此，当器用改革、制度改革与革命均未成功，打破传统文化则成又一手段，因而也就引进了“德”“赛”二位先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分为两个阶段。学界大抵认为第一个阶段是从1915《新青年》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阶段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有其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第二个阶段以五四运动爆发为标志，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先生分析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准叙事，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近现代的标准叙事体现了叙事者的思想倾向和文化立场，追求终极答案，期待一劳永逸、提纲挈领地解决全部问题；其次，标准叙事体现出严重的文化宿命论色彩。认为传统文化阻碍社会进步，全盘否定文化传统，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立场。要实现进步，就要摧毁传统文化，以进步为名，就拥有颠覆传统的圣神权利和全部合法性；第三，迷信文化的重要性，过高估价文化的功能，把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归结为文化；第四，体现了一种线性进化历史观，即现在总比过去先进，新的总比旧的好。这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双重拒绝：以激进的启蒙主义思想反对后期儒家意识形态；以苏俄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
基于以上分析，先生提出应该修正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准叙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实则蕴含其他叙事，期间各种流派与主张并存，互相争执、互相牵动。我们需要清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再认识、再估价、再创造。文化既有其开拓性，又可以在变革的社会中保持基本的社会传统，是为文化积极的平衡作用。我们无法在颠覆传统后重建本民族文化，而是以有序性的传统文化为基盘，榫接外来文化，以期良性结构和有效性。
先生在回答同学问题时点明，大学是为追求根本的价值关怀。我们应该不断地反思过去，辩证地思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以陈寅恪、顾炎武、钱穆等学人为标杆，凝练自身的反省能力和意识。
知识分子的谨严与责任：历史地理与未来
5月8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先生为上外师生描绘了一副历史地理研究的图景，使这个对上外人而言有些陌生的学科生动而精彩。
讲座伊始，葛先生向大家介绍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的性质。所谓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并非历史和地理的学科相加，而是以地理为研究本体，探寻某一历史时期的地理，含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有些研究加入社会地理）。葛先生以上海金山、浦东机场和洋山深水港的土地利用为例，说明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借此敦促同学们，在科学研究中要秉承严谨的治学态度，究来龙寻去脉。
葛先生首先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着手探讨，为大家说明历史地理与未来的关系。先生以当下热议的“全球变暖”这一话题为切入点，援引他于1997年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的剖析。一般而言，气候的变迁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周期，通常称为“罗马周期”（约1500年），气候的走势大体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如今进入器测时代，以仅有的200年的记录轨迹，得出如此结论未免绝对。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以考古、物候、方志和器测四个阶段呈现中国气候变迁。在考古阶段，科学家们在考古发现中探寻当时当地气候的蛛丝马迹；物候阶段通常是根据植物、动物生活的节点来反映气候的情况；到了方志阶段，人们通过文字记载，较为详细地了解当地的物候状况、动植物分布以及自然灾害等情况，方志覆盖面广，且具有延续性，为比较分析提供了有力的资料；器测是一种较为直观准确的研究方法，但该阶段的历史较短，且分布不均，仅以此定论存在一定的局限。研究证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气温波动，以商朝最热，南宋最冷。到目前为止，尽管部分地区出现了变暖的趋势，但究其性质，还应站在历史的全局的角度，进行长时间的考查，做更加细致的研究。因此，先生反对的是将“全球变暖”的概念政治化和利益化，反对的是浪费资源。他说对于未来的变化，我们不能无忧，也不必过虑。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对世界和人类做出了独特贡献。相较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等古文明，中国的史料虽不能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最早时期，但是，从甲骨文开始，中国历史地理记录便一脉相承，传承延续，这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中国地形复杂多样，气候多变，社会人文源远流长，这都为人类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无法比拟的丰富资源和宝贵史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超越的，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光荣。
葛先生又从人文地理的角度阐释了历史地理学科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相较于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研究具备独特的优势。根据历史地理的知识，我们可以对未来的变化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并应用于城市建设。从人文地理视角，葛先生举例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科在政区的划分和国家的战略制定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从秦朝设置郡县制，到今天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我国的政区划分在不断发展，了解中国历史地理中政区的变化，可以对当今的政区划分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对未来政区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出预见，把握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在现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从历史地理的发展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在考虑和制定战略规划时，了解历史地理的背景知识，懂得如何迎接未来的挑战，克服可能存在困难，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形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先生强调，人类对未来的规划和预测，往往基于对过去的了解和认识。他还辩证地指出，虽然我们提倡以史为鉴，博古通今，指引未来，但要反对简单的“历史主义”，未来包含很多不确定因素，会出现无法预测的新变化，只强调历史的作用是片面的。我们应该对历史发展中规律性的东西多一些认识，同时做好迎接新挑战，新变化的准备，如此，才能在应对未来时掌握更大的胜算。
相较于单一的地理学科，历史地理领域由于跨学科研究的优势，拥有更强的综合能力，对未来的贡献比较大。葛先生同时提醒大家，我们要看到学科的局限性，要明确历史，扬长避短，对于国家间的磋商和博弈，需要“硬实力为根基，软实力为支撑”。对于一门学科，我们要认识其不足，比如历史资料的不全面、不完整，时间、空间的空白点等都是本学科的局限，学人要充分发挥其优点，客观对待其局限，使该学科对未来有积极的影响。
现场互动阶段，葛先生纵横历史，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从战国时期的疆域区划到当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探讨，据理谨严，令在座师生有拨云见日之感。讲座结束，先生所强调的做学问要态度严谨，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不流俗，不媚俗，则是留在师生心中永不褪色的情怀。
知识分子的执着求索：语言之为交通设施
5月13日，当代著名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将上外师生引入“语言之为交通设施”的研究视阈，进入到语言、哲学、心理方面的核心问题。陈先生语言通俗幽默，将20年来的执着求索娓娓道来。
本次讲座的主题源于20年前先生在美国访学时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我们用汉语思考吗？主题背景探讨之后，先生对语言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解读：语言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人们的经验和思想却是一样的。关于语言的本性，往往有着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人有了一个思想，交流时就像是给思想穿上衣服，打个包裹，寄给另一个人。然而，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语言的交流并不等于简单的包裹的传递，因为人们并不是直接进行有形的东西的传递，而是要把未成形的东西转化为有形的东西，然后再传递出去，而且这种有形的东西在接受者那里往往又会再次转化为另外的未成形的东西。在陈先生的引导下，大家开始重新思考语言的本性，并对两个重要的假说发起了质疑。陈先生谈到了沃尔夫·萨丕尔假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语言决定论”，该假说认为，有怎样的语言，就决定着有怎样的思维。陈先生鼓励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思想在某种程度也可以决定语言，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语言不仅适应世界，也会对感知世界发生影响。同时，另一个假说“思想语”同样遭到质疑，因为只有当人们需要交流时，才会将思想语穿上自然语言的衣裳。
充分的背景铺陈之后，先生引领大家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思考：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确心里、脑里会有好多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和我们的思想有着什么样的关系？陈先生举出一个实例来启发大家：一个人得罪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因此要写封信给朋友道歉，这时候有很多东西会在脑海中闪现，可能想到的东西很多很多，漫无边际，什么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些东西在什么意义上才算是思想的一部分？
探讨逐渐深入，陈先生引领大家进入了问题的内核，即语言之为交通系统的类比。人们为了能够表达自己而去学习语言，这正像是为了去某个地点而选取了某条道路。道路系统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而最早的道路系统源自“道行之而成”。语言系统也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这与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论断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因为海氏正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特殊存在者，存在反映于思想，思想又总是通过存在表现出来，而人，或者说“此在”，同样也是一种存在者，这样人就被拉到了和语言同样的层面上来，也就自然能够认识存在了。语言塑造我们的思想，交通设施及道路存在将影响我们能去哪、如何去哪。
陈先生的娓娓讲解，不知不觉中步入了神秘的哲学殿堂，甚而开始接触到了语言王国之最神秘所在：不可言说。陈先生发起了这样一个疑问：有没有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们想去的那个地方根本无路可能？陈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事实上，语言虽不能决定人们的思维，但却能够高度诱导你的目的和意图，而正是由于语言的存在，在一个意义上，一个人不大可能会想去那个到不了的地方，即使真的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有了思想后去想不知道怎么想的东西，通过种种努力，行诸语言。无现成道路，就会胡编乱造达到某地的表达式（指不可思议之事）。“道行之而成”，如更多人有了想往，有了相近感受，会有新的词与语法产生，就表达了过去的人无法表达的东西，反过来，过去人表达的东西就淹没了。如果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几乎只用在诗歌品评之际，那么，不可说多半涉及的是哲学中的玄理。柏拉图直截了当认为，不可言说的是“最高的事物，万物的第一原理”。虚无、太极，说不出： 虚者无象，无者无名。
讲座提问环节中，先生的回答缜密严谨、异彩纷呈，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笛卡尔的“思想-存在的二分”、休谟的“摹本说”、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说”、柏拉图的“共享说”、老子的《道德经》、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纷至沓来，古今中外环环相扣，你可能听不懂，但你一定不会忘却思考：这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20年来对语言哲学问题的执着求索，方有此“言意新辨”。
回顾、审视、追问、思考、探索、展望，三位先生尽管研究领域不同，却都以独立的眼光反复地追问和思考，执着地探索和研究，学术之精神无外乎这般的孜孜以求、全神贯注、独立担当。研究生学术文化节，名家荟萃，上外学子当以独立精神为尺度，以学问情怀为引领，以博学而担当为己任，将自己锻造为兼具独立精神和人文情怀的上外人。
推荐阅读：
姚大力，《读史的智慧》[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4月。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
葛剑雄，《谁来决定我们是谁》[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8月。
陈嘉映，《言意新辩》，《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1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