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晚，第118期博士沙龙在虹口校区逸夫图书馆604会议厅成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新，他深入浅出地剖析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问题与处理之道，令在座同学获益良多。
陈教授洞鉴古今，带领同学们梳理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脉络。他指出，西方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学科，聚焦三个层面的问题，即史学作为学科整体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竞争性，以及内部的范式转型问题。
陈教授将1914年至2013年的百年史学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4年到1945年，从一战的祸结兵连到二战的铸甲销戈，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如火如荼，历史研究服务于政治动机，文化史、社会史崭露头角，但与外交史等依然无法比肩齐声。
第二阶段，1945年到1970年民族主义日薄虞渊。陈教授认为，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兴起于16世纪，在18世纪风靡云涌。一战让西方开始反思民族主义。二战中，伴随着西方最后一个集权国家—德意志帝国的覆灭，民族主义彻底衰落。
第三阶段，1970年至今，全球化呈摧枯拉朽之势，跨国集团、跨国企业、国际组织纷纷建立，互联网革故鼎新，信息交换廉价便捷，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史学范式悄然而变。
陈教授高屋建瓴，以寥寥数语从宏观层面概括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走向。接着，他旁征博引，予以系统阐释。
19世纪德意志哲学的主题之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一战期间，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的扛鼎之作——《西方的没落》问世。书中指出，自然科学侵蚀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文化。斯宾格勒取譬设喻，用生命的隐喻描述文化发展为文明，继而走向衰落的过程。这一反思恰逢一战，赤地千里的惨痛让人们开始质疑自我，质疑西方文化，并确立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出路：大德意志方案和史学的社会科学化。
陈教授解疑释惑，明晰了大、小德意志方案的概念。小德意志方案是指，日耳曼人通过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排除奥地利，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随着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凡尔赛条约》让大德意志方案深入人心。德国人，包括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云集响应，支持纳粹吞并奥地利，实现民族复兴。
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于20世纪前10年在美国初露锋芒。当时，教会衰落，各种利益主体层出不穷，人们的心理确定性消失，心理焦虑普遍存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因素推动了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的迅猛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依然抱残守缺，服务于政治，因此，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率先提出史学应积极吸纳社会科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联盟。
同样是一战战胜国的法国认为，自由主义的理念是胜利的。1929年年鉴学派异军突起，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也极力倡导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他们在年鉴中说道：“我们都是历史学家，都有共同的体验，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我们都为从传统分裂状态中产生的弊病而苦恼。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材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者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里辛勤劳动，如果他们能再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挡住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这段话既表明了历史学的陈旧，也表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对人文科学的影响。
1958年，布罗代尔的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使历史学成为引导社会的学科。文章认为，我们应用不同的时间标志看待不同的事物：看待地理，要用千万年的时间标志；看待经济趋势，要用两三百年的时间标志；看待政治军事，只需几年的时间标志。这一观点颠覆了物理学的线性时间概念。
194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亨普尔发表了著名论文《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提出覆盖率模型，以历史经验为依托推导未来，以科学的方式解释历史。他认为，历史学提供的解说有两个方面：要么将相关现象纳入科学的解释或解释纲要之中，借助于普遍假设进行解说；要么将现象纳入无法接受经验检验的一般观念之中，这种解说只能是虚假的解释。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则主张从人文角度思考历史。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认知方式导致了1950年-1960年的历史学之争——关于历史叙事的问题。
1966年，海特怀特在History and Theory发表文章Burden of History，回应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之争——历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他认为，历史学已经尊严扫地，因为史学家们在用19世纪中期的科学观念和19世纪晚期的艺术观念探讨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他指出，时过境迁，对于历史叙事的探索，对于word, text, discourse的研究都无法寻求唯一性的真值了，真实性的问题不是史料可以呈现的，它需要史学家们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诸如情境、解释策略等。
20世纪，史学内部范式的转移大致有史学理论、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交往史五个方向，历史主义、全球化过程、环境问题三个层次。
历史主义强调个体性和变化，个体性强调民族和国家。二战结束后，德国战败的罪责在学术上归咎为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在德国意兴阑珊，在战胜国却方兴未艾。战胜国推崇的历史主义在个体性方面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指向民族和国家，而是指向个人。历史主义与民主自由融为一体，向科学哲学领域拓展，形成了知识社会学。60年代，结构主义渗透到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结构主义是共时性的，而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则将时间因素纳入进来，是历史性的。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言人，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历史主义的极端化。
全球化与全球史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被人们认知和接受。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谈及8种文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将世界史划分为21种文明。这两部作品分别偏向于哲学与政治，在专业史学家看来不是真正的全球史。20世纪70年代，以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为代表的全球史作品逐渐被史学界认同与接受，麦克尼尔用生物学的模式隐喻人类文明，开启了全球史的写作方向，回应了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
谈到史学内部范式转移的五大方向，陈教授以社会史为例。他指出，社会史的写作呈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为社会而写，另一种是为个人而写。《地中海世界》、《家庭史》、《儿童的世纪》以史学家和决策者为目标读者，承担向社会、机构、民族和国家解释历史的任务；《瘟疫与人》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引导个人形成世界观，《人类之网》让人类个体明了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马丁格尔归来》和《蒙塔尤》帮助人们理解自己的意识。由此可见，1975年开始，历史学逐渐实现了叙事转向。
互联网使历史知识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史学家的身份是被消解，还是随着史学精华的需求扩大而增强，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讲座的提问环节，同学们积极提问，陈教授的回答尽显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清晰的逻辑思维，让在座同学获益匪浅，钦佩不已。（上外博士沙龙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