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理性批判与文论的理性精神

2013年11月8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第115期）博士沙龙有幸邀请到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高楠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以“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理性批判与文论的理性精神”为主题的学术讲座，讲座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凯旋厅举行，除许多硕博学生慕名前来之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党总支书记韩殿秀老师等也来聆听了高楠教授的讲座。高楠教授博学睿智，充满哲思的讲座让在场的学生和老师对如何审视当代社会的理性和文学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上世纪80年代直至当下,是一个以批判与建构相互作用为总体特征的历史时期,理性精神建构是贯穿其中的活动，集中体现在人文精神、现代性、传统重估与继承以及大众文化四个方面。这种理性的生存价值追随着中国文论流动的现代性，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在传统重估与继承的基础上，面对着“西论中进”的潮流，以批判的、创新的、开放的、多元的态度浇铸着建构性文论意识。

 

为何要研究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理性批判

关于为何要研究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的理性批判以及文论中的理性精神，高楠教授着重强调了在现今的文学研究中，研究问题的选择一定要有当下的问题意识。在被西方文学理论不断冲击的中国文学研究理论界正是缺失了一种理性批判的意识。学者们被西方文学研究的严密的逻辑所吸引，而在研究中出现了悲观的情绪。高楠教授认为，西方当下理论有极强的语境性，而在中国，这个语境与西方的语境完全不同，中国学者在非西方语境的理论研究中去研究西方文学理论，这是一种完全脱离了语境的纯粹理论。现今，中国文论的研究就要关注如何将西方文论转化为中国理论建构的问题，而这就需要进入中国的语境，寻找当下中国的问题，以我为主体。也就是说，在研究西方文论的时候，必须带着中国理论假设和实践的难题，去寻找西方的资源。

什么叫理性？高楠教授这样定义：“理性，就是人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他所面对的特殊领域的有序性理解与把握”
。同时，理性也是区别学习与研究的一个标准。学习没有自己的理性根据，而研究是对话，而再超越一步，转用就不仅仅是对话，而是以我为主的一种运用。要想转用，必须要有理性，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和问题的研究领域的有序性的理解。有了这种理解，我们才可以去思考问题，阐释问题，形成理论。高楠教授如此描述理性与理论之间的关系，“理性是理论之树的土壤，理论之树在理性的土壤上茁壮的成长”。

社会转型时代的突出特点是先前是合理的秩序现在变成了不合理的秩序，所以要重构秩序。社会转型时代，有序性被时代，被社会自身否定了，而理性也自然被否定了。在新的理论尚未形成之际，理性出现了混乱。高楠教授认为，“从后现代的角度说，‘去权威性’正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理性建构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理性失去了它的功力，思想家不是指导者，而只是阐释者。这些都是中国理性缺失的现状。从无序中提炼凝聚成有序，必须需要理性来指导。然而，在无序的情况下，任何理性的探讨都是长期的过程。理性的建构不仅仅是理论界的事，而且是每一个关注中国现的人的事。

由于文学理论本身在全方位的被解构，文学理论也陷入了混乱。理性的混乱造成了理论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又使得理性的混乱失去了自己理论表述的清晰性。这种情况要想解决就必须面临理性问题。这是从文学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谈理性建构的当下意义。

 

人文精神大讨论

高楠教授还讲述了“理性批判中的批判理性”。中国历史上理性批判就出现了特殊的困境，即，“理论进入被批判的境地，但批判者除了批判自己，还必须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行使他们的批判”。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文论的大量涌入，如尼采，如弗洛伊德，如叔本华的作品快速为文学研究学者所熟知。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理论著书立说，大学文学理论出现了教材的大丰收，但理论并未有同样丰硕的成果，中国文学理论仍然没有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学界进入了“寻找学科主体性，并在学科主体性中寻找理性批判的批判理性的特殊时期”。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文学研究进入了 “西方有什么，我们研究什么”的绝境，本质主义，后知名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理论成为解构现实主义的最强有力武器，于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失语了”。理论界为此说法一片哗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大众文化繁荣了。人们都认识到，如若不融入市场，人们终将为市场所淘汰。生存的诱惑，带着文学家和文学理论界向着大众文化集体性地涌入。这种涌入体现在文学理论上就是，文学理论被边缘化了。

随着文学被边缘化，文学理论也被边缘化，文学理论为了要重返中心，必须重返大众文化，研究生活中的文学性现象，并且研究使得文学成为文学的社会力量，即当下的大众文化。于是，文学性成为了2004、 2005、2006年炙手可热的文学领域的研究课题。

进入新世纪，被政治化的人，被物化的人，该如何寻找自己，使得自己成之为人，成了跨世纪以来理论讨论的要点，人文精神的讨论再次火热。高楠教授认为，理论只能是语境性的，找到属于我们生存语境中的问题，用其他的资料找到解决方法，从问题中提炼出来理论结构，这才是理论家、思想家应该做出的成就。

 

西论中化

高楠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在于对传统性的批判，而这启蒙于五四运动。作为旗手的鲁迅以《狂人日记》开始了对传统性的批判。高楠教授认为，中西方研究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研究的是确定的稳定的必然的，而中国的研究是生成的流动的变化的，中西掌握着自己各自的合理性的世界，只有将这两个世界融合起来，才能建构起批判性的理性理论。

高楠教授引用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解释，“循环的现代性讲的是断裂中的某些因素的循环，类型的现代性讲的是循环与类型形成差异”，即历史本身就是循环，但是这种循环是断裂式的循环。高楠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对西方的接受，与“五四运动”时的差异性，不仅在于状态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上，更主要的是，在于接受中的自我选择性变了，“五四运动”选择的是民族救亡的问题，而改革开放选择的是民族发展的问题。但是两次都是对西方语境的非理性的套用，而没法坚持下去。如何在中国的语境下去探寻中国的批判理性，成为现今中国理论探索的重要内容。

高楠教授以扎根于中国现实的问题意识，站在整个世界学术的视域下，以中国学者主体性的话语控制权为追求，为在场的学生和老师条分缕析的分析中国文学的理性的状况，提出重构理性秩序的问题。高楠教授的讲解使在场学生明白了中国文论在时代大潮中流动的现代性问题，又为在场学生和老师找出了今后从事研究的着力点。高楠教授也与在场的博士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互动，解答博士生的问题，在沟通中，不断擦出思想的火花，加深了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理性批判与文论的理性精神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