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博士论文培育中期考核之文学专场
2013年10月17日晚6:30，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逸夫图书馆604会议厅，上外优秀博士论文培育中期考核之文学专场成功举办。作为本学期优博论文培养中期考核系列的首场讲座，博士沙龙邀请了2011级两位博士生同学，张健然和韩静，分享他们的论文进展和撰写经验。同时，特邀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梁锡江老师作客沙龙，对两位博士的中期论文成果进行点评。两位博士的论文见解独到、深入细致，梁锡江老师的评点妙语连珠、精辟到位，给同学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获益良多的互动型讲座。
科马克•麦卡锡西部小说的边疆意识形态研究
张健然博士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科马克•麦卡锡西部小说中的边疆意识形态，目前已经完成了绪论部分的文献综述和作家作品简介、论文主体前两章的撰写。在论文成功立项后，他已经发表了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中越战政治意蕴论析》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消费与救赎—论薇拉•凯瑟<教授的房子>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发表于《英美文学研究丛论》。论文认为麦卡锡在其三部西部小说中继承﹑批判和超越了传统西部小说的边疆意识形态，其对待西部扩张的边疆意识形态的态度并非是铁板一块，并非是评论家认为对“显定命运”的彻底批判和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完全否定，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一种含混﹑批判﹑否定和超越的一个动态变化，从而完成了他对边疆意识形态的扬弃和超越。
张健然博士的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小说《血色子午线》的解读。张博士以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为理论框架，结合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边疆假说”，探讨小说人物对边疆意识形态的鼓吹和利用，在承边疆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对其进行批判，但这种对边疆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不彻底的，麦卡锡一方面将美国西进运动合法化，竭力为美帝国的扩张辩护，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反帝国的书写动机，从而体现出作家在对待边疆意识形态上含混的态度。而在其论文的第二章，张博士通过细读《骏马》，借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解析西部精神作为西进运动的文化遗产对主人的影响，其经历说明在西进运动完结六十多年后边疆意识形态仍然渗透在社会的角落，并从心理上和精神上影响着一代代美国人。但时过境迁，边疆意识形态的帝国逻辑缺乏成长的土壤和气候，麦卡锡揭露了其劣根性，体现为边疆意识形态以文化、媒介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形式隐讳地发挥作用，支撑起个人征服“他者”的帝国想象，致使个体错误地将这种想象当成个人理想加以追求，在虚妄的追求中丧失自我。论文第三章通过细读《平原上的城市》，以齐泽克的“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为理论参照，结合理查德•斯洛特金的“神话”理论和安扎杜尔的“边境理论”，将小说放置在其指涉的社会历史语境和作家创作的语境中，分析小说对边疆意识形态的超越，呼吁美国民族应该正视边疆意识形态的利弊，去伪存真，走向以异质﹑多元和多声杂糅为特色的边境意识形态，才能超越美国一往奉行的帝国逻辑，从而完成作家对边疆意识形态的扬弃和超越。
随后，梁锡江老师对张博士的论文进行了点评。首先，他认为博士论文虽然可以做比较大的选题，但是从创新的角度来说，能够抓住学科中的一两点言之有理，就是对英语、日语等文学很大的贡献。同时，张博士在前期已经发表了两篇核心文章，这对于参评优博是一种必要条件。二位博士的论文固然都十分出色，然而本次讲座旨在发现问题从而帮助博士们改进论文，也为启迪在场同学。因此，梁老师对于这篇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也直言不讳。梁老师指出，这篇论文“批判”的观点很有力度，但是对于核心概念“边疆意识形态”的定义并没有十分清晰地阐释，有必要首先理清这一概念的发展脉络；其次，虽为“批判”，但所用语言应当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感情色彩，尽量中性化；同时，张博士在论文中明确地提出的观点，即作家所具有的一种矛盾心理，对于边疆意识形态一方面是怀旧，一方面是批判，文中有关“批判”的描述已经比较到位，然而“怀旧”的体现还有所不足。
解构与重写——大江健三郎的晚年风格
韩静博士的论文探讨了大江健三郎晚年作品的风格，“重写”是其晚年作品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所谓“重写”，就是将一直以来显而易见的东西彻底破坏，再构筑成全新的内容。大江解构了自身，又重新构筑，其晚期风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对自己前期作品的反叛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反叛。
对于论文的选题，韩静博士建议大家尽量避免较为著名的作家作品，才能比较容易挖掘出新意。她选择的大江健三郎，国内外的研究在叙事学、美学批评、文艺学等各方面均有建树，其前期研究已趋于稳定；与之相对，由于大江高龄仍笔耕不辍，晚年作品层出不穷，相应的研究则有待跟进。因此，她独辟蹊径，选择了探讨大江《空翻》（1999年）以后作品的创作风格。
在论文中，韩静博士首先介绍了大江作品“解构和重写”的背景：其一是大江遭遇了晚年的“崩溃”。尽管有诺奖光环加身，在后期大江却因为自己的反叛精神等遭到了日本社会的一些冷落或批判；其二，是灾难引发的“崩溃”。从时代的角度来说，日本刚刚经历了世纪末“崩坏”，海啸、核事故等都造成了人们情绪上的一种失控。此外，萨义德《晚年的风格》引起了大江的深度共鸣，二者都拒绝晚年的成熟，拒绝时代潮流。与萨义德一样，大江的晚年风格具有自我放逐的特征。这些所谓“崩溃”，都与大江晚年作品风格有着深厚的关系。大江晚期作品中解构和重写的对象，主要包括对自身作品和对历史的重写。其中作品的重写，又包括了对具体作品重写、对自身文学主题的解构、中心-边缘结构的瓦解以及从圆满型结尾到悲剧型结尾的转变。而大江晚期作品解构和重写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互文性的运用，包括和文学作品的互文性，以及巴赫金狂欢化和“复数的”声音的运用。其作品《愁容童子》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一样，是一部多声部、复调的小说；其二，是戏剧方法的导入。在大江的后期作品中，戏剧、电影等方法不断被导入文本中，比如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中，古义人的小说被翻拍成了电影；其三，大江多处借用山口昌南的道化（trickster）理论。如在《愁容童子》中，全书以大江一贯对世俗的讽喻和揶揄的笔法描写，对现实人物也有诸多批判隐喻。最后，韩静博士阐述了这种解构与重写的目的，就在于明确方向性，即与灵魂的对话。首先，是关于灵魂和宗教。大江一开始企图从宗教中寻找方向，却发现宗教无法实现救赎，最终回归到人的灵魂的自救；其次，是关于女性和超自然。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屡见不鲜，但大多是作为男性的庇护者的形象出现，诸如巫女之类的角色；最后，人到暮年的大江开始关注生死之事。几部针对孩子和年轻人的作品，反映了老人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随后，梁锡江老师也针对这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问。梁老师认为，大江健三郎与君特·格拉斯的风格很像，二人对政治、社会的批判性很强，拿起笔杆和整个社会作斗争，而后期的批判性是否有改变呢？后期的大江到底为何改变？韩静博士表示，大江在后期并没有改变其批判性，反而进一步抗争。而后期的风格一部分延续了前期，早年他受存在主义影响，喜欢西方文论，诸如复调小说、巴赫金，甚至有人说他是理论的追星族。因此，到了晚年，他希望能够通过解构和重写，找到自己的方向性。同时，韩静博士也对论文中“道化”“崩溃”“时代精神”等词作了解释。梁老师指出，对于此类词汇，都应该在论文中进行引注。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在场同学提问十分踊跃，向梁锡江老师和韩静博士咨询了有关论文选题、写作、科研申报等方面的问题，老师和博士也作出了详细的解答。论文开题与答辩在即，也希望各位研究生、博士生同学能够在博士沙龙的讲座中，汲取精华，收获有益的建议和见解，顺利完成学位论文。 (上外博士沙龙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