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煜老师讲述现代性视野下的同光体诗人

张煜老师讲述现代性视野下的同光体诗人

10月12日晚六点半，博士沙龙在虹口校区图书馆604室与大家如期见面。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博士骨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化”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煜老师作客本次讲座，讲授现代性视野下的同光体诗人研究。本次讲座以陈衍、陈三立和沈增植三位同光体诗人为中心，以管窥豹，展现了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在诗学理论、立身处世、诗歌写作、学术研究诸方面的流光溢彩。

张煜老师从自己硕士论文选题的经历讲起，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晚清同光体诗人的相关背景知识。同光体诗派是晚清、民国最大的一个古典诗歌流派，也是中国古典诗学名副其实的大结局。同光体诗人大多出身士大夫，目击时艰，具有变革愿望，是戊戌变法的支持者；而在进入民国后，又成了传统文化的守卫者。在“打倒孔家店”、“言文合一”的呼声中，同光体诗派忠诚地捍卫传统文学。然而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已经展露出了现代诗歌特质的头角。

继而，张老师以同光体诗人中的陈衍、陈三立和沈增植为重心，从诗学理论、人品等方面对他们进行了详谈。首先，对于同光诗派的理论代表人物陈衍，张老师认为，他的诗论和中国近代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陈衍诗论较为宽容。中国古代正统诗论认为诗应当“言志”，即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情怀，诗的功能多在于抒情与叙事。而陈衍则认为，诗歌之妙并不全在于“言志”，诗歌同样具有状物的功用。张煜老师以杜甫的“北征诗”与韩愈的“南山诗”为例，讲解了陈衍对于“南山诗”的重视。二是陈衍认为作诗应当兼顾才情与学问。作诗应当主要依靠“才情”还是“学问”，中国古代文坛向来对此有很大争论。唐诗重才情，而宋诗则注重义理。“唐宋之争”非常激烈。陈衍则认为唐宋皆有可学之处，学诗当学“三元”，“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

接着，张煜老师又重点介绍了陈三立的为人处世以及诗歌创作。陈三立是同光诗派中较为开明的诗人，被称为“晚清四公子”之一。陈三立出身名门，其父陈宝箴深备文才韬略，深受曾国潘的赏识。其子陈师曾、陈寅恪同样卓尔不群。吴宓曾在《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中将之尊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袴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陈三立先生注重“三纲六纪”。张煜老师从君臣、父子、夫妻、师生、朋友等方面入手，阐述了陈家高洁的气节。陈三立先生在中日开战后，眼看山河破碎，愤懑悲叹，绝食而死。其诗歌同样具有高洁的气象以及开明的现代气息。当诗人坐车看到身旁的“胡姬”，看到窗外的“彩旗”，他想到的是“隔世忍思涂抹地，野梅插鬓是残魂”；当他登高作赋，看到脚下的车水马龙，想到的是“茫茫家国梦痕存，片念已教千浪澣”。同光体诗歌中同样出现了许多新的意象，如舟车、轮船、电梯等，体现出了现代的气息，作为看护传统文化的他们，必定是满腹狐疑、踌躇万千。

之后，张煜老师介绍了沈增植独特的佛教与遗民情结。在张老师看来，沈增植是中国“近代学术第一人”。他希望用佛学来沟通东西方文化，并探索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压迫，佛学应当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他提倡儒学、佛学、玄学的汇通。对于禅宗和梵文的研究有着先见之明，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沈增植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曾抱定必死之心决定奔赴国难。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沈增植并没有受到现代学术界的重视，其人、其学术犹如沈增植对自己的感叹“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

在讲座即将结束的时候，张老师提到目前学界对于同光体诗人的研究仍显薄弱，但已有所发展，相信曾被掩埋于尘埃中的他们定会重新绽放光彩，他们默默地守望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他们的这种守望，无关喧嚣，无关繁华。在讲座的最后张煜老师寄语外语专业的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学贯中西，在西方文化掌握主要话语权的时代，对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树立信心，将之发扬光大。（赵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