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着立夏的临近之声，5月5日晚6:30，我们在虹口校区图书馆604室里举办了第38期博士沙龙。此次我们邀请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兼法人代表、博士生导师朱国华教授，为我们讲解了“本雅明机械复制艺术理论的中国再生产”。
讲座伊始，朱老师提及了萨义德对理论在异语环境中接受的论说，进而指出我们若是借其来考察“本雅明的艺术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时……我们很可能会一无所获”。继后，朱老师提出自己的假想——“理论的旅行并不呈现为从一个理论家到另一个理论家叠相传递的异形变奏，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在自己所从属的历史语境的压力之下，进行的某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工具式挪用过程。”
由此，朱老师便向我们论证了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方式”及其“背后的玄机”，而非萨义德先前所述的理论间的批判性继承，并从中“探究中国文学艺术理论进程背后的某种学术/政治无意识。”
朱老师首先依据本雅明机械复制艺术理论的译介特点，以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为界，将其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探究。“在第一个阶段里，呈现在中国学人视野里的本雅明形象，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理论魔术师，更是一个充满着貌似潦倒实则不羁的浪漫气息的、介乎酸甜之间的文人”，朱老师以当时的张旭东学者的文章为例来予以详释，并指出他在解读方式上实际“既满足了国人其时对新奇的异域理论极为旺盛的认知渴求，同时，文学化的修辞手段所产生的观念万花筒有助于将本雅明支离破碎的那些说法聚合成一个想象的感性同一体……拒绝将本雅明的学说予以客观化把握，拒绝以清晰连贯性的条理化逻辑梳理本雅明的思想脉络，正好与中国重悟的文化传统发生了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然而却是错位的契合。” 这是一种“文人化”的理解、一种“去政治化的解读”方式，而隐藏其后的缘由却并非是因为我国评论者未能看到本雅明的“政治维度”，却是囿于本雅明的文艺理论思想在我国“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中都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它类乎常识而可以达到自然理解的那种正确性……（它）没有凸显出对于中国语境的问题性，因而不可能构成具有生产性和先知预言色彩的理论资源。”这与“拒绝商业利益、拒绝资产阶级权利和拒绝文学传统”的西方是截然不同的。然而，朱老师认为此种解读的关键原因还是处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实际上从来没有获得过相对的自主性，没有形成过比较成熟的布迪厄称之为文学/艺术场的那种社会小世界。”而这正是本雅明所反对的，同时，鉴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形，“无论本雅明的实际政治指向是什么，它总有可能把我们带回到“文化大革命”赤裸裸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痛苦历史记忆中去，因此在此一层面必然会遭到拒绝。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对本雅明思想如此去政治化的非法挪用，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才可能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合法挪用。”
在针对“本雅明艺术理论之中国接受的第二个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学院化程度的加深”这一情境时，朱老师以赵勇的文章为证，再现了我国学界在这一阶段中对其解读的主流话语。表面上看，这种方式的阐释似乎更贴近本雅明艺术理论的本真面貌，然而，朱老师在结合各个阶段解读方式及其背景后指出：“对本雅明的艺术复制理论的中国接受而言，当我们进行去政治化解读的时候，却可能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将其文人化解读、闭口不谈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策略，不说就是一种说；而当我们关注其作品的政治内容的时候，政治激情已经被学术的温柔乡所软化，言说政治本身却已经是一种去政治的话语实践。”这种学院化的解读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日常世界”，朱老师认为接受方式的转变既是出于我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同时也源自“知识分子场域经历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型。”其后，朱老师以本雅明机械复制理论在我国的阐释方式的转变为基点，反思了中国学界的现状，让我们备受启迪。
朱老师对本雅明理论在我国接受方式的条分缕析的论证过程，既给予了我们学术研究上的启发---即要有敏锐的眼光和大胆的假设；也激发了我们的思考：本雅明只是众多传入我国理论界的一位学者，那么他在我国的接受历程是否也是其他文艺理论学者在我国际遇的一个缩影？此般历程是否也印证在与此相近的其他领域内？
（研究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