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陈雁老师探讨女权主义术语在近代中国的研究

复旦大学陈雁老师探讨女权主义术语在近代中国的研究

11月23日晚6：30，第25期博士沙龙在虹口校区图书馆604如期举行。本期沙龙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陈雁副教授主讲，许多对翻译、文学、以及女权主义感兴趣的老师、博士和硕士生同学早早来到讨论室等待讲座的开始。本期沙龙虽然以女权、女性为主题，在场听众中不乏男老师和男同学，他们积极地参与讨论，幽默风趣地调侃令沙龙在和谐、欢快的氛围中进行着。

谈到为何开始研究女权主义时，陈老师这样告诉大家，博士毕业后，哈佛大学的短期研修班，激起了她性别研究的兴趣。在阅读了Tani Barlow的Theorizing Women、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王政、高彦颐的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和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等著作后，深受启发，开始了 “女权主义”术语在中国被译介过程的研究。她从“女权”一词的“日来说”和“西来说”进行考证分析，提出该词是国人与外人（东洋人与西洋人）共同参与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结果，是东西“合力”使然。她从民国时期的词典和对女权主义诉求鲜明的杂志等可查证的史料中考证了feminism一词的不同翻译版本，并从茅盾先生在《妇女杂志》上对“feminism”矛盾翻译的“吊诡”现象出发，深入探析了中国近代史上女权主义术语的翻译与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立场的流变状况。

陈老师谈及女权主义的宗旨在1933年《女子月刊》的编者按中即被提出，在1937年张鹏云主编的《最近汉英大词典》中明确了“女权主义”的翻译，与之同时出现的是三四十年代“女性中心说”的译法。此译法反映出“女性是人类更为优胜的人种”这一观点，这契合了当时救国民主主义的诉求，因此得到了大量男性学者的认同。在女权主义术语流转的进程中，梁启超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他发表的十多篇关于妇女问题的论作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女权主义理论与思潮的译介、流转不仅是多源头、多线索、多场景的， 而且与近代以来其他全球思潮与进程――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

现今对“feminism”的翻译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这个词由最先人们所认同的“女权主义”逐渐变为了“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成为了汉语表达的主流。对于这一现象，陈老师给出了三个理由：一、“女权主义”被贴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标签；二、在官方话语历史中中，“女权主义”更多的是一个批判性的词汇；三、女性主义思潮的复萌与来自台湾的影响。陈老师从历史的角度考证了“女性”一次的由来，得出 “女性”是西方泊来品这一结论，它经历的是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强调了女性应当被视为独立个体。同时被接受的思想还有“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男人与女人彼此在本质上不同，但确是相互平等的观点。

“女权”继而到“女权主义”的话语在近代中国由“矛盾的翻译”到“矛盾的立场”这一流变过程，受到了汉语、现代日语以及欧洲语言的影响。“妇女”这样的群体，往往是历史文本中“不说话”或“少说话”、“说了也不被听到”的群体，所以本文的研究在“翻译”与“立场”的对话中，其实是不对等的。“翻译”主要都是男性精英的话语，而“立场”则是女性学者们的尴尬――这种不对等的对话，实际也凸显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实践中，至少阶段性地存在过男性指导，女性实践的格局。

陈雁老师观点犀利、学识渊博，她在分享过程中旁征博引，结合所见所闻娓娓道来，为在座师生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讲座。在陈老师结束讲述后大家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与陈老师进行热烈的讨论，擦出思想的火花。最后本期沙龙在大家对陈老师的感谢掌声中结束。

（研究生部 徐谙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