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朗气清，秋风送爽，10月12日，上外博士沙龙第199期在虹口校区1号楼406教室如期举行。由汪小玲教授主持，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的赵彦春教授以“挑战经典、重铸经典——典籍英译为何可能”为主题，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赵彦春教授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典籍翻译，涉猎翻译学、词典学、理论学、语言哲学等多个领域，在中国典籍翻译领域颇有建树，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赵教授在讲座中以中华典籍英译为例，以柏拉图的理念为开端过渡到翻译问题，结合自身翻译经验，阐述形式的刚性制约、形意匹配等，并由此上升到翻译学的哲学定位，解释了形式的重要性，肯定了形式在翻译中的突出地位。
讲座开始，现场坐满了硕博师生，赵教授娓娓道来，由《三字经》的一段翻译说开去，渐入主题。明朝末年，以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代表人物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打开了翻译的大门，自此，翻译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关键因素。典籍翻译有何特点？赵教授强调《三字经》的翻译重在三字成行、韵体合适，而《千字文》要求四字成行、韵体合适，且字字不可重复。“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寥寥数语概括出宇宙的开端，而如何用英语字字不重复地表达同一意象？中文的美，英文能否充分表达？翻译中的意合和形合能否同时实现？为解答这一疑问，赵教授提出他所肯定的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也是西方学术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形式（Form）。
Form不仅仅指表面上的形式，而是“形上之形”，“形”的存在使得诗歌、散文、小说等等文学体裁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逻辑、语言、诗歌都是大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形式抽象且无形、多变而永恒，正是这玄之又玄的“形式”才形成了众妙之门。
在中国，许多经典古籍如《三字经》、《千字文》等等都体现着形式的美妙。《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成行、韵脚工整，赵教授是这样翻译的：“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意合形合，韵脚工整，读来流连忘返。赵教授讲到，在西方学术历史上，柏拉图曾将世界分为三个层次，即理念世界、符号世界和物质世界，其中最基础的理念世界，主张形式创造了一切。这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不谋而合。
赵教授谈论自己多年从事文学翻译的感触，认为对在中国经典翻译中，“形”很重要。“形”的丧失就是“意”的丧失，丢失了“形”，经典就不再是经典。从柏拉图（Plato），到基督教、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阿波罗(Appolonius)、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都重视形式的重要性，认为形式是积极的。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也就在于形式。“Form is what makes something art to begin with.”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赵教授讲到语言的分化也是形式上的差异，意合而形异，于是造就了如今丰富多彩的语言。赵教授在其作品《语言学的哲学批判》里罗列了大量语言学的例子，对于哲学层面上的文学翻译以及语言学研究都十分重要。他都总结道，“任何一个空间都是上帝安插语言符号的空间”。文学是用语言创造美、传达美，在翻译中，如果不能形合，就会丢失这种美。对于典籍翻译中的种种偏差，赵教授感叹道，中华文化里有无数珍宝，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丢失了它们的美，就辜负了那些逝去的诗人与哲人。赵教授对于翻译的深情、对于学术的热情，使我们十分敬佩和感动。赵教授讲到，典籍翻译要化境，脱胎换骨之后仍然尽可能地保持形式，才算不辜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汪小玲教授对此总结道，“一字，其功夫都在一字之后。”
随后进行问答环节，赵教授对听众的问题都作了详细解答。对于怎样应对直译时的Chinglish，赵教授回答道，直译有度，追求严谨且尽其可能还原形式，不必刻意改变结构，小句即用小句译，更能保存原文之风骨，使用译入语的自然语言表达，把握好“度”，在经验与累积中激发灵感，达到神似而如无的境界。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以后，讲座在意犹未尽中走到尾声，感谢赵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在场师生都收获颇丰，诚挚期待赵教授再来上外进行学术交流。
上外博士沙龙工作坊/丁晓婧